【史要】“北伐军”鄂西受阻；国民党迎汪复职；“北伐军”收复武昌、南昌……
却说，“北伐军”攻打武昌之时，吴佩孚急《电》驻扎在鄂西的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卢金山，抽调兵力以解武昌之危。
多年来，卢金山目睹军阀混战使百姓涂炭心中很是不忍，他本想也响应“北伐”，故在鄂西按兵不动；而今，吴佩孚要他“调兵驰援武昌去与‘北伐军’对阵”，这令他左右为难、举棋难定了。
此时的卢金山已不想再卷入战争，遂干脆《通电》辞职；然后，带了两名副官隐居到四川的万县、置身局外了。
卢金山辞职后，吴佩孚就让其副手于学忠接任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之职，并兼任“荆、襄”边防总司令及“讨贼联军”第九军军长；而从湖南败退后驻在鄂西沙市的王都庆，也被划归于学忠指挥。吴佩孚以此笼络于学忠，以使他能听命于自己。
然因，攻取了常德等地的“北伐左翼军”，此时已呈现了“欲进取鄂西”的态势；故而，于学忠接任后，却也拒绝了“从鄂西调兵”，这使吴佩孚深感无奈。
果然，“北伐左翼军”攻取常德、澧县后；为策应“北伐军”主力攻打武昌，准备进军鄂西了。
于是，吕超在澧县召集贺龙、贺耀祖、杨其昌仨人会议，决定“出师鄂西”。议定“先取公安，再攻沙市、宜昌”。
九月十日，“北伐左翼军”在澧县誓师；然后，向鄂西进军。
不日，贺龙与杨其昌并肩奋战，将驻守公安的“讨贼联军”第九军第七师师长阎德胜部击溃，一举攻取了公安。
但谁知，就在“北伐左翼军”攻占公安后欲乘胜进取时，“北伐”总司令部忽然《命令》**第二师师长贺耀祖开赴江西前线；如此一来，鄂西战场上就只有贺龙与杨其昌两个师了，顿时显得势单力薄。
而此时，于学忠仅丢了公安一地；其部将阎德胜虽败，但其他几个师却毫发无损。
而退守在鄂西沙市的王都庆，手上仍有一个师的兵力；驻在万县的“川军”第十六师师长杨森，随时有入鄂西驰援于学忠的可能。
如此一来，双方兵力相差就悬殊了，局势对“北伐左翼军”显得十分不利。
果然，于学忠见“北伐左翼军”兵力减弱，即率部进行反扑欲夺回公安。
于学忠《命令》其部将“讨贼联军”第九军第八师师长陈建斌、“讨贼联军”第九军第十八师师长毛永息与王都庆联手，对驻守公安的“北伐左翼军”发起反攻。
面对优于自己的敌军，贺龙与杨其昌却毫无惧色，率部奋勇迎战。
于是，两军在公安的斗湖堤一带激战三昼夜，双方损失都甚惨重皆有数千人伤亡，贺龙的部将第九军第一师第二旅旅长贺敦武阵亡；吕超见鄂西前线吃紧，赶紧致电催促尚在行途中的第十师师长王天培从速进军驰援。
于是，王天培星夜兼程赶到鄂西，这才助贺龙与杨其昌守住了公安；从而，两军在鄂西对峙难分难解。
且说，“北伐军”攻武昌不克而忽然掉头向江西进军，这出乎了孙传芳的意外。
其实，还在“北伐军”夺取湖南向鄂南进军时，蒋百里就向孙传芳提出过“上、中、下”三策。
上策是，趁“北伐军”入鄂南与吴佩孚鏖战之时，派遣劲旅西进夺取长沙，以切断“北伐军”后路；中策是，待“北伐军”打到武昌、吴佩孚军力耗尽后再溯江而上驰援，在阻截“北伐军”同时又可趁机夺取湖北；下策是，在长江下流布防以逸待劳等待“北伐军”来攻，以守住自己的地盘。
因为，孙传芳只想作壁上观，而不愿卷入蒋介石与吴佩孚的争端之中；所以，他既没有派兵西进袭取长沙，也没有溯江而上急于去驰援吴佩孚；而是仍坐视不顾，任由“北伐军”与吴佩孚在鄂南鏖战。直“北伐军”在鄂南连战连捷，不但夺取了汀泗桥与贺胜桥并攻打武昌了，孙传芳这才感到情况不妙。
因为，孙传芳怎么也想不到吴佩孚竟会如此不经打，仅几天时间就连丢了汀泗桥与贺胜桥，甚至于连武昌也危在旦夕了。
“北伐军”来势汹汹、锐不可当且进军如此神速，确是孙传芳不曾料想的。更何况，“北伐军”忽而转向进军江西了，更令孙传芳始料不及；看来，蒋介石已经食言，自己是被他算计了，而今不得不举兵应对。
于是，孙传芳这才一面抽调兵力、组织“援赣军”入赣，以阻截“北伐军”侵夺江西；一面则《命》福建督办周荫人“向粤东进军”，欲以威胁“国民政府”的大本营，从而迫使“北伐军”回顾广东，以减弱其对江西的攻势。
然而，孙传芳的这一招已是马后炮了，蒋介石并没有因周荫人侵扰粤东而停止对江西的进攻。
此时，蒋介石进军江西的决心已定；因此，他一面《指令》驻守在粤东潮州、梅州的何应钦“阻截周荫人的侵扰”，一面《命令》朱培德亲率第三军“从醴陵进入赣西”；而李济琛的第二军则由鲁涤平率领“从韶关进入赣南”，又《令》程潜亲率第六军“从浏阳进入赣西北”。
同时，蒋介石《命》王柏龄率领第一军第一师“从鄂南的咸宁进入赣北”；并《任命》原江西督办方本仁为江西宣抚使兼“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军长，《命》其“入赣收拾旧部”。
果然，方本仁返回江西后，其旧部“赣军”第四师师长赖世璜即被策反，所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四军；另一些旧部赣西镇守使兼“赣军”第一师师长唐福山、“赣军”第九混成旅旅长张凤岐等则不战自退，让出了许多地盘；于是，赣西的萍乡、安源、万安等地即被收复。
然而，当方本仁及其参谋长贺守中先后入吉安欲劝说“赣军”第二师师长蒋镇臣也归顺“国民政府”时，蒋镇臣却将俩人都扣押了。
不过，三路“北伐军”随后即也入赣了。
鲁涤平率领的第二军很快袭占了赣南的赣州、万安，然后攻打吉安；驻守吉安的蒋镇臣不敌，退往樟树；于是，第二军攻占吉安，被蒋镇臣扣押的方本仁与贺守中也就脱险了。
而同时，朱培德的第三军也从醴陵出发，攻取了赣西的宜春、新余，向赣中深入；程潜的第六军进入赣西北连克了铜鼓、修水后，不久就进到距南昌仅百里的高安；而王柏龄率领第一军第一师则从咸宁进入赣北后直扑南昌，欲先袭取位于南昌城北面的重要据点牛行车站。
如此，“北伐军”入赣，可谓是一路顺风、马到成功。
而此时的南昌城内仅有一支六百人的警备队，兵力显得十分空虚；程潜得此消息后，即派遣一支精兵奔袭南昌。
正欲袭取牛行车站的王柏龄，闻知程潜奔袭南昌；唯恐被抢得攻取南昌的头功，也就放弃了袭取牛行车站的打算，也掉头攻打南昌城了，欲与程潜争功。
南昌城内仅有数百人的守军如何抵得？即弃城而走；于是，九月十九日，程潜与王柏龄不费一枪一弹就占据了南昌。
王柏龄放弃了攻占牛行车站，从南昌城内撤出的“赣军”骑兵团也就退守到了牛行车站。
蒋介石闻报“南昌城已被攻取”心中大悦，以为“不日就可将江西尽收于囊中”了；然而，蒋介石的高兴未免太早了。
因为，此时的牛行车站还在“赣军”手中，南昌至浔阳的南浔铁路也就仍被孙传芳所控，孙传芳派遣的“援赣军”则能畅通无阻地进入赣北后直抵南昌。
果然，闻报“南昌丢失”后心急如焚的孙传芳，立即从南京赶到九江；并调派“五省联军”浙军总司令兼“浙军”第二师师长卢香亭、“浙军”第四师师长谢鸿勋等部从速入赣，欲对已入赣的“北伐军”进行反扑。
同时，又急《命》尚在樟树的江西督办兼“赣军”总司令邓如琢回师反攻，明《令》其“必须在四十八小时内夺回南昌”。
于是，卢香亭、谢鸿勋立即率“援赣军”沿南浔铁路迅速进入江西；邓如琢则将樟树交予蒋镇臣，自己亲率“赣军”回师，星夜兼程直扑南昌。
而此时，已进入南昌城内了的王柏龄却得意忘形地夜宿在妓院中寻欢作乐。所以，当“浙、赣军”大举反扑、邓如琢率部对南昌发起突袭时；因王柏龄不在军中，第一军第一师无人指挥而没能组织有效的抵抗。
仓促中，该师党代表缪斌干脆丢下部队顾自逃命去了；如此，军中更是乱成一团；因此，第一团团长孙元良、第二团团长胡宗南、第三团团长薛岳等人也只得率部各自奔命，第一军第一师就溃不成军了。
而因，程潜奔袭南昌时只带了一个团的兵力，其第六军的主力即邓彦华的第十七师与杨源浚的第十九师都尚在高安与奉新。
第一军溃散后，程潜仅有一个团的兵力根本不是邓如琢的对手；勉强抵挡一阵后终于不支，也只得撤离南昌。
王柏龄被攻城的枪炮声从桃花梦中惊醒时，邓如琢的“赣军”已破城而入了；王柏龄赶紧也仓皇地逃离出城，这才捡得一条命。
就这样，没到一天时间，南昌城即被邓如琢夺回。
第二天，邓彦华的第十七师与杨源浚的第十九师终于赶到了；于是，程潜《命令》俩人率部再次攻打南昌。
两军又激战一昼夜，“赣军”邓如琢不敌、退守牛行车站；于是，“北伐军”再次攻占南昌。
然而，程潜的第六军入城不久，卢香亭率“浙军”沿南浔铁路而至了；而此时，“赣军”第一师师长唐福山、“赣军”第九混成旅旅长张凤岐等也率部退至南昌。
于是，各路“浙军”与“赣军”会合，立即又对南昌城发起反攻。
此时，因入驻南昌的“北伐军”邓彦华与杨源浚部仅有两个师，难以抵挡数倍于己的“浙、赣军”；俩人率部苦守了三日后，终因兵力相差悬殊而不得不从南昌撤离退回高安、奉新等地。
于是，南昌城又易手了。
蒋介石闻报“南昌得而复失”、王柏龄逃离后不知去向，不由得悖然大怒。
于是，蒋介石将王柏龄第一军第一师师长之职免除，由副师长王俊代理；并将第一军的第一师和第二师皆交由刘峙统领了。
同时，蒋介石将李宗仁的第七军从武昌战场上抽调入江西，务必“要拿下南昌”。
而此时，“国民政府”与张作霖有关合作的谈判尚在进行中。
张作霖见“北伐军”在江西受阻，即趁机提出了苛刻的条件，要求“取消‘国民政府’国号”；同时，划定“粤、贵、川、滇、黔、湘、鄂、闽、赣、浙”等十省归于蒋介石，而“直、鲁、苏、皖、豫、陕”及“东三省”归于张作霖，尚未靖平之省由双方各自解决。
对此，“国民政府”当然难以答应。特别是，“国民政府”国号是孙中山及全体党人共同奋斗多年的成果，岂容张作霖一句话就取消了？
然因，张作霖拥有三十五万兵力，若是完全拒绝了他的要求，恐会将其复被推给吴佩孚而于“北伐”不利；故而，权衡利弊后，蒋介石决定虚与委蛇；有关“取消‘国民政府’国号”避而不谈，只是提出了：“只要‘奉军’不进攻‘北伐军’，‘国民政府’也不‘反奉’。”而就地盘的划归，蒋介石则提出“‘苏、皖’的归属，应视何方军队先取为准；若‘奉军’先取，‘国民政府’绝无异议。”
蒋介石欲以此作诱饵与张作霖周旋，以免他助吴佩孚或孙传芳，并促张作霖与俩人翻脸。
蒋介石此一招果然有效，张作霖以为自己的条件基本上被蒋介石接受了；于是，他将“奉军”改称为“安****”，自任“安****”总司令，张宗昌为“安****”副总司令；然后，以“对付‘北伐军’”之名向吴佩孚“借道河南”了。
然而，此时的吴佩孚已知张作霖与“国民政府”有暗中接触，对于张作霖已是心存戒心；担心张作霖欲行“假道灭虢”之计，也就拒绝了“奉军”过境河南。
如此，吴佩孚与张作霖的矛盾就表露了。
张作霖虽一时未能得逞，但仍如饿虎似地伺机而动。
就这样，蒋介石一面设法稳住了张作霖，一面则加紧向江西调兵；希图从速解决孙传芳与吴佩孚后，再与张作霖摊牌。
且说，“北伐军”攻打“赣、鄂”受阻之时，国民党内部却响起了一片“迎汪复职”的呼声。
所谓“迎汪复职”，就是要求“远在欧洲‘养病’的汪精卫销假，回国恢复‘国民党主席’之职”。
这一提议先是由国民党中执委员兼海外部长彭****在五月二十五日召开的“国民党中常会”上提出的，彭****当时提议：“汪主席病未愈，本会应去函慰问，并申述本会热望其早日销假视事。”
蒋介石当然不想让汪精卫回来，以免搅了自己的好事；但又不好明言反对，只得默不表态，此事也就被搁置不议。
不久，“国民政府”举兵“北伐”，蒋介石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如此，已是“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了的蒋介石就把党权与军权都抓在手上了，令“国民党左派”不免有些担心、过分集权于他了；因此，也想到了“何不如彭****所言‘请汪精卫销假回国’，以让蒋介石分权并对其有所约束。
为此，于右任、经亨颐等人又力促中央应《电》请并催促“汪主席销假回国”。
但谁知，国民党中央不久却收到了汪精卫写于七月十六日的一封《信函》。
汪精卫在《信》中明白表示：“辞去自己在政治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会、军事委员会中所任各职。”这让迫切希望他回国的国民党左派十分失望，只得将此事暂时搁置不议。
然而，八月十日的“国民党中执委第四十七次会议”上，时任国民党中执委员兼妇女部长何香凝却又提起了此事，她再次提议：“请汪主席销假者函电纷至，中央应分别予以答复并将原函电转汪主席。”
何香凝是寥仲恺的妻子，夫妻俩皆是蒋介石的友人；所以，何香凝的本意并不是要打击蒋介石的，相反却是为了帮蒋介石。
因为，何香凝看到了，蒋介石进军江西后，湖北交给了唐生智；而唐生智在北伐中急剧地壮大力量后，已显得有点目中无人并对蒋介石甚是不恭。
何香凝担心如此下去，或会导致“北伐军”分裂。若是唐生智无人能驾驭了，非但会受损蒋介石在军中的威望，更会害及大局使“北伐”大业功亏一篑毁于一旦。
因此，何香凝也想到了“何不请汪精卫回来，让他坐镇武汉、镇住唐生智；如此，已入江西了的蒋介石岂不可专注于‘北伐’而无后顾之忧了”。
何香凝如此想后，这才也提出此议，却没顾到蒋介石会怎么想。
何香凝的提议恰如投石入湖又激起了波澜，很快就得到了党内同仁的呼应。
而“国民党左派”吴玉章、顾孟余等人见何香凝复提起了此事，倒也觉得“迎汪复职”之事确是不应再搁置了；因为，只有汪精卫回来方能对蒋介石有所约束。
虽说，汪精卫已来过《函》声称“辞职”，但中央并未决定“答应其请辞”；故而，“迎汪复职”仍可再行。
且料想，汪精卫之所以要辞职，无非是因“中山舰事件”被蒋介石的**威震慑了，而并非其真意；现今，汪精卫尚在欧洲，不知道国内政局的急剧变化及党内同仁对他的期盼，若是让他知道了这一切必不至于此。
所以，得设法让他知道国内的一切，以使他打消“辞职”的念头而从速回国。
于是，吴玉章、顾孟余与何香凝商议，不若联络各省、区党部，设法召开一次“联席会议”，以促使“迎汪复职”之事的实现。
何香凝是提议人，对此心中自是甚切当然“赞同”。
为此，仨人分工；由顾孟余去联络北方各省，吴玉章到长江流域一带活动；而何香凝则去与中＊共＊中央负责人陈独秀联络，以求得中＊共＊的支持。
不久，通过仨人的运动，“粤、桂、湘、鄂、冀、陕、甘”等省党部即相继《通电》，纷纷要求“汪精卫销假回国视事”了；连已更命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了的原“黄埔军校”，其校党部也《通电》称：“党国无人主持，即黄埔军校同志，亦如孺子之离慈母，彷徨歧路，莫决南针。”
于是，“迎汪复职”的呼声不断、沸沸扬扬了。
而陈独秀获知“国民党左派”欲行“迎汪复职”后，想不好是该支持、还是反对？
按说，蒋介石利用“中山舰事件”与《整顿党务案》对中＊共＊进行排挤与打压，陈独秀心中很不好受而十分气愤也曾欲伺机反击；而今，“国民党左派”欲行“迎汪复职”，正可借机对蒋介石还手，以出一口憋了多时的窝囊气。
然而，陈独秀要考虑的是“此事行后，可能导致的结果及利弊”，而不仅是出气；因此，犹豫不决了。
于是，陈独秀与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化名吴廷康的维经斯基商议；并于九月十六日召集中央会议，就此事专门进行了研究以确定对策。
会议认为，自从“中山舰事件”与《整理党务案》后，已显现了蒋介石在开始右转，同时也暴露了他有极强的权力欲；汪精卫若能回国复职，当可对其有所抑制。
所以，对于“国民党左派”的“迎汪复职”应给予支持。但应明确指出，“迎汪”的宗旨应基于“有利于中国革命，有利于将中国革命主导权回复到‘国民党左派’手中”。
而鉴于眼前局势，要达到此目的有三条路可走。
一是，迫使蒋介石往左转，执行左派路线，若能如此果然理想；但是，鉴于蒋介石以往的所作所为，欲求如此只能算是一种希望，真要实现却是难。二是，“迎汪复职”后“倒蒋”，由他人取代蒋介石；鉴于蒋介石的实力现在尚有限，且国民党内欲取代他的大有人在，看来并不难。
但“倒蒋”后，可让谁来取代蒋介石执掌军权推动“北伐”呢？
虽然，“国民革命军”中有诸如唐生智、李济琛、李宗仁等有实力之辈；但这些人原都是如吴佩孚、张作霖之流的军阀，并不比蒋介石好得了多少。至少，蒋介石跟随孙中山多年，一度曾表现得十分左倾；后来虽有“排共”行为，但还不至于完全背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而跟苏联与中＊共＊决裂；也就是说，没破底线尚能接受。且本党与蒋介石已接触多年、有所了解，而那些军阀出身的军界要人，至今给人的印象却都如同蒙着一层面纱、难识真面目，不禁令人心存忧虑；要是真让他们中的某一位取代了蒋介石，若情况变得更糟，如何是好？
何况，眼下正是“北伐”的关键时期，蒋介石身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即“北伐军”总司令，怎可说倒就倒？有道是临阵换帅乃军之大忌，若在此时“倒蒋”必会影响大局，甚至于功亏一篑而导致“北伐”失败，这却是大家都不愿看到的；故而，“迎汪复职”后“倒蒋”，是不可取的。
如此看来，只有第三条路可行了；即是，“迎汪复职”后仍保留蒋介石在军中的地位，进而促成“汪、蒋联合”，以形成“汪精卫主政、蒋介石治军”的格局；如此，既可保证政治上的“左倾”路线，又能保证军事上再接再厉取得“北伐”全胜，岂不是两全其美？
经过如此这般探讨后，最后求得一致意见，决定“支持‘国民党左派’的‘迎汪复职’，但须力促‘汪、蒋合作’”。
而蒋介石对于何香凝的提议“迎汪”，确实感到十分意外；不过，他细加琢磨后却已觉到何香凝的初衷并无恶意，只是处事不当；所以，蒋介石并不记怨于她。
蒋介石担心的是，何香凝的这个提议或会让“国民党左派”利用，以对他发难。
果然，不出所料；“国民党左派”趁此机会很快就将“迎汪复职”之事在党内闹得沸沸扬扬了。
蒋介石明白，“国民党左派”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完全是针对自己而来的。不过，在蒋介石看来，“国民党左派”毕竟仅是些只会耍嘴皮子的儒夫子，用不着太放在心上。
令蒋介石确实感到有点害怕的，却是他那“黄埔军校”中的弟子也跟着起舞了；因为，“黄埔军校”是自己的地盘，原以为“中山舰事件”后已将中＊共＊的势力清除而水泼不进了；但想不到却并非如愿，这简直是后院起火了，如何了得？不过，蒋介石不相信自己的弟子会与他作对，定是受人挑唆与被利用所致，甚至于又疑心生鬼地怀疑是中＊共＊所为；因此，更将中＊共＊记恨了。
然因，当蒋介石想到，眼下对他发难的主要是“国民党左派”；所以，当务之急是对付党内的异己分子。至于中＊共＊，只要没与“国民党左派”联手对自己发难，则暂时搁置一旁以后再说。
为此，他派遣时任“北伐军”总司令部政治宣传大队长胡公冕到上海去见陈独秀，以探测中＊共＊对于“迎汪复职”的态度。
于是，胡公冕去往上海见陈独秀了。
胡公冕是中＊共＊党员，此次赴沪虽是受命于蒋介石，但他本人却也担心“迎汪复职”若是演变成“迎汪倒蒋”恐会影响“北伐”大局；因此，他见到陈独秀后，直抒己见道：“汪精卫回来，若被军阀利用，国民革命阵营必遭瓦解，恐对大局不利。”
因为，中＊共＊中央已对此事有了决定；陈独秀见蒋介石派胡公冕前来，觉到了蒋介石对此已是十分担心；因此，认为得将本党的态度对其坦陈，以对其安抚免得节外生枝、有害大局。
于是，陈独秀即让维经斯基与张国焘一起去会晤蒋介石；一面敦促蒋介石须赞成“迎汪复职”，一面则明确对其表示“继续支持蒋介石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之职”。
接着，十月三日，陈独秀又以中＊共＊中央名义在《给粤区信》中明确提出：“汪精卫回粤固然重要，但实施时必须万分谨慎。若不顾蒋之意硬要迎汪殊太危险。”并特别告诫中＊共＊广东区委：“‘迎汪’必须以蒋同意或‘北伐’战事大胜为前提，万不可鲁莽从事。”
陈独秀以为，如此当能稳住蒋介石免生不测之事而确保“北伐”顺利进行；但他却没有意识到，这无疑是给中＊共＊自己套上了一个“只能向蒋介石妥协”的紧箍。
而蒋介石获知中＊共＊的这一态度后，心中确是宽了许多，至少说明中＊共＊尚不会与“国民党左派”联手来对付他；如此，仅有“国民党左派”的发难就好对付多了。
只是，“迎汪复职”已是人心所向，自己不宜再加阻止；否则，违了众意恐会对己不利。好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后增设了一个“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致使而今的国民党有了两个并列的主席；而自己正是这“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的“主席”，已与汪精卫并起并坐了。
所以，即使让汪精卫回来，也无非是将现在由谭延闿代理着的几个职位归还于他罢了，不会损到自己怎么大、或不必过多顾虑。
再说，现在党内真正要小心慎防的是唐生智。因为，唐生智手中有兵，其实力膨胀之快速、实在令人吃惊；且其已显露出了蔑视自己、对己不恭之态，迟早有一天或会爬到自己头上来撒尿拉屎，倒是要预先防一手了。
所以，让汪精卫回来，或能假手于他、镇住唐生智；如此，若真能化弊为利、何尝不可？蒋介石如此自我解释与宽慰后，也就决定顺应众意也“迎汪复职”了。
于是，十月三日，在国民党内外一片“迎汪复职”的呼声中，蒋介石给汪精卫发了一份《电报》，称：“本党使命前途，非兄与弟共同一致，始终无间，则难望有成。兄放弃一切，置弟不顾，累弟独为其难于此。兄可敝屣尊荣，岂能放弃责任与道义乎？弟当派员前来迎驾，望兄与之偕来，肩负艰巨，弟之幸甚。”
蒋介石如此表态后，“迎汪复职”的最大阻力消除了，也就显得水到渠成了。
于是，十月十五日，国民党中央与各省、区党部在广州召开“联席会议”，通过了《迎汪复职案》，并决定“派人赴法国迎接汪精卫”；就这样，“迎汪复职”正式付诸实施。
而蒋介石处理完这个棘手问题、化解了“国民党左派”对他的一次发难后，遂又可以集中精力来对付“赣、鄂”的战局了。
且说，国民党内部忙于“迎汪复职”之时，李宗仁率第七军却已进入了江西。
不过，李宗仁并没有急于攻打南昌；因为，他觉得，“北伐军”两次攻打南昌得而复失，究其原因是由于没有控制南浔铁路；使得孙传芳能将从“浙、苏、皖”调集的援兵由鄂东南进到赣东北的九江，再经南浔铁路直至南昌。
故而，欲取南昌，得先控制住南浔铁路，以切断南昌与九江的联系，阻截孙传芳从“浙、皖”等地向江西输送援兵。
为此，李宗仁率部进入赣北后，就派遣主力奔袭位于南浔铁路线上靠近九江一侧的德安；欲攻取德安，将南浔铁路拦腰切断，以阻截来自九江的“援赣军”。
坐镇在九江的孙传芳也料到了“北伐军”会来这一招，已派遣“浙军”第四师师长谢鸿勋驻守在距德安一百多里的武宁，以阻截“北伐军”夺占德安。
武宁地处“湘、鄂、赣”三省边陲要冲，北有幕阜山，南有九岭山，可谓是天然屏障难以逾越；武宁北面有一个名为箬溪的小镇，镇前有一道绵延数里的盘龙岭，岭前有一条小溪利于防守。
因此，谢鸿勋进驻武宁后，即在箬溪修筑工事欲据险固守。
同时，孙传芳又《命令》驻于鄂东武**的“皖军”总司令陈调元进攻武汉，欲行“围魏救赵”之计、以解江西之危。
然因，陈调元曾在“湖北陆军学堂”任教，与曾就读于该校的唐生智、何应钦、白崇禧等人关系较密；故而，不忍与正驻于武汉的唐生智兵戎相见，也就没有遵令而驻兵不前。
而江西战场上，“北伐军”第七军第一旅旅长李明瑞率部先行抵达箬溪后，即对谢鸿勋的驻军发起攻击。
谢鸿勋奋力抵抗，激战一天难分胜负。
但接着，李宗仁的第七军络绎而至了。
谢鸿勋毕竟只有一个师的兵力，面对数倍于己的“北伐”大军、自知孤军难敌；于是，赶紧向在南昌的“浙军”总司令卢香亭求援。
然而，卢香亭没派兵驰援，却要他坚守三天，这令谢鸿勋感到十分失望。
箬溪镇四周虽有岗峦可供驻守，但那条溪流毕竟不是天堑，如何挡得占压倒性优势的李宗仁的第七军？
第二天，李宗仁下《令》对谢鸿勋部发起总攻；于是，第七军的第一路指挥夏威与第二路指挥胡宗铎各率部很快就突破了谢鸿勋在箬溪布下的防线；然后，从左、右两侧对驻守在箬溪镇上的谢鸿勋部包抄围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