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要】“海陆丰起义”；李大钊遇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宁、汉”分裂；“中＊共＊五大”……
却说，蒋介石在上海大开杀戒后，即成立了一个所谓的“国民党中央清党委员会”，以统一主持在全国的“清党”事宜；并公布了《中央清党委员会组织大纲》和《清党条例》，一场大规模的“**、清党”就此展开了。
于是，已在蒋介石掌控中的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及两广，即也以“清党”名义对中＊共＊党员和工农大众进行大规模的屠杀了。
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熊雄、“黄埔军校”政治教官萧楚女、“中华全国总工会”组织部长兼广州办事处主任李启汉等义对中＊共＊党党员都在广州惨遭杀害。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大屠杀后，汪精卫即发表《通电》，对蒋介石“对抗中央，分裂国民党和丧心病狂地屠杀工人”的罪行进行了谴责；指责蒋介石是“自绝于党，自绝于民众”。
四月十七日，汪精卫又以“武汉国民党中央”名义宣布：“开除蒋介石的国民党党籍，免去其本兼各职。”并发布《命令》：“全体将士及革命民众团体，可将蒋介石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
同时，将“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所统率的第一方面军、第二方面军、第三方面军、第四方面军及总预备队都划归“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直辖指挥，以剥夺蒋介石对军队的控制与指挥权。
只是，汪精卫的这些措施对于蒋介石来说全无约束力，蒋介石根本没将它放在眼里。
而蒋介石的“嫡系”及正跟随于他的“桂军”等部队，也不会听命于“武汉国民政府”而与蒋介石反目；所以，说到底，这不过为显示一下“汪精卫自己与蒋介石划清界线”，以安抚一下深受伤害了的中＊共＊及做给国人瞧瞧而已。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也于四月二十日发表了《为蒋介石屠杀革命民众宣言》，指出：“蒋介石业已变为‘国民革命’公开的敌人，业已变为帝国主义的工具，业已变为屠杀工农和革命群众的白色恐怖的罪魁。”同时，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团结一致，形成一个巩固的革命民主主义战线来对付与战胜帝国主义、军阀、封建资产阶级联合势力的进攻。”
“武汉国民政府”控制下的武汉、长沙等地，则都召开了有数十万人参加的“‘讨蒋’大会”，愤怒声讨蒋介石“叛变革命，血腥镇压革命者”的罪行。
一时间，“讨蒋、反蒋”声浪叠起。
为反击“国民党右派”的血腥镇压，时在武汉的“中＊共＊中央委员”兼“中华全国农民协会执行委员”彭湃即派其二哥彭达伍潜回广东与中＊共＊东江特委联络，准备在其做“农民运动”多年的“海、陆丰”地区举行武装起义，以反抗蒋介石及李济琛对中＊共＊党员与工农大众的血腥镇压。
于是，中＊共＊东江特委书记张善铭与中＊共＊陆丰县委书记张威、****海丰县委常委林道文及时任国民党紫金县党部书记的中＊共＊党员刘乃宏等人一起组织“农民自卫军”，毅然于四月二十六日在广东东江地区的海丰、陆丰、紫金等地举行了武装起义，即史称“海、陆丰起义”。
李济琛对于中＊共＊在东江地区发动武装起义甚是害怕，立即派遣三个团的兵力进行镇压。
因起义军毕竟是农民武装，武器简陋且仓促举事，难以与国民党的正规军相敌；为保存实力，中＊共＊东江特委指示起义军，在刘琴西、林道文等人率领下转移到海丰、陆丰、紫金、惠阳四县交界地区；并将起义军改编为“海陆惠紫工农救**”，由俩人分任正、副指挥。
如此，李济琛算是将中＊共＊的“海、陆丰”起义镇压下去了；然而，起义军的星火被保存了下来、随时可以复燃，仍是李济琛挥之不去的一个心病。
而北方的张作霖虽与南方的“国民政府”分庭抗礼，但在“**”上却与蒋介石一鼻孔出气；他见蒋介石在上海率先对中＊共＊共开刀了，则遥相呼应地在北京也对被其称为的“赤共”下手了。
此时，中＊共＊在北方的主要负责人是“中＊共＊北方区委书记”兼“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李大钊；由于李大钊与冯玉祥关系密切，且张作霖又怀疑其与郭松林“滦州兵变”有牵连；因此，张作霖早就将李大钊恨之入骨了，必欲除之而后快。
而此前，还在张作霖占领北京后不久，就以“宣传共产****”的罪名杀害了《京报》的主编邵飘萍和《社会日报社》的社长林白水，致使京城中人人自危、噤若寒蝉。
李大钊也已感到了自己的处境危险而早有所防备，也就将其所属的办事机构移到了苏联驻华使馆内以防万一。因为，按照国际惯例，他国使馆是会受到驻在国政府保护的，也就不会被侵犯；否则，就会引起国与国之间的纠纷，没有哪个政府会冒这样的风险。
所以，李大钊采取了这个万不得已的办法，为的就是能免遭不测；以为，到了苏联驻华使馆内，张作霖就无可奈何了。
然而，张作霖是“土匪”出身，他可不管你什么“国际惯例”，也不顾“会不会引起国与国之间的纠纷”；在他眼里，只要触犯了他的利益，就没有不可侵犯的。
所以，当他得知京师警察厅从一名叫李渤海的中＊共＊党员口中拷问出“李大钊等人藏在苏联驻华使馆内”时，就毫不犹豫地派遣京师警察厅侦缉处长吴郁文率领三百余名军警，突入位于东交民巷的苏联驻华使馆内，将毫无戒备的李大钊及其秘书谭祖尧、时任“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兼“商民部部长”路友于等三十多人逮捕了。
李大钊被捕后举国震惊，中＊共＊中央发动社会各界人士千方百计进行营救。
在京的九所高等院校的师生联合推举“北京大学”校长余文灿、“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张贻惠为代表，向由“奉系”把持的“北京政府”递交了一份“要求释放李大钊”的《意见书》。
章士钊，杨度，梁士诒等知名人士也都出面，恳请张作霖“能网开一面”。
然而，张作霖概不买账，各方努力均不见效。
结果，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八日，张作霖将李大钊及路友于、谭祖尧等十九人残忍地绞杀了。
就这样，第一个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引入中国、中国**的主要创建人之一李大钊不幸陨落了，是年仅三十八岁。
且说，“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遭到了“武汉国民政府”与中＊共＊的严厉谴责；然而，蒋介石却置之不理，只注心于他的“另立‘政府’、‘建都’南京”之事了。
不久，胡汉民终于如约抵宁，前来为蒋介石助阵了。
随着胡汉民的复出，以“西山会议派”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也都死灰复燃地纷纷聚集到了南京，来为蒋介石摇旗呐喊、叫阵助威了。
顿时，南京城内呈现出一番闹哄哄的忙碌景象。
四月十四日下午，蒋介石、胡汉民、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陈果夫等人先召开了一个预备会议”，定于第二天在南京召开所谓的“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以决定“成立‘南京国民政府’”并“‘定都’南京”。
但谁知，翌日前来参加会议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只有十三人，连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总数八十人的六分之一也没到。
因为，不足能召开国民党中央全会的法定人数；看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是开不成了。
然而，蒋介石与胡汉民并不甘心，遂改为了“谈话会”。
“谈话会”上，胡汉民向蒋介石献上一计；言：“虽然‘全会’不能召开，但此时在南京的中央政治委员有八人，能满足召开‘中央政治会议’的法定要求；而‘中央政治会议’能代表‘中央党部’行施职权，同样可否定‘武汉国民政府’，宣布‘成立南京国民政府’及‘清党’等党务要事。”
蒋介石闻言后大悦，即采纳了他的谏言。
于是，四月十七日，包括蒋介石、胡汉民在内的在南京的八位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在南京召开了一个所谓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
会议否定了武汉的“国民政府”，决定“在南京成立一个由蒋介石、胡汉民、张静江、吴稚晖等十二人为政府委员的新的‘国民政府’”；因其“定都”于南京，故史家称其为“南京国民政府”。
同时，推举胡汉民为“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仍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吴稚晖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
“南京国民政府”下设秘书处、财政部、外交部、民政部、司法部、大学院等部门，由钮永建任秘书长、古应芬任财政部长、伍朝枢任外交部长、薛笃弼任民政部长、王宠惠任司法部长、蔡元培任大学院院长。
如此，“南京国民政府”的框架算是搭成了。
第二天即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八日，在南京的江苏省议会内举行了“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大会，并宣读了《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宣言》。
就这样，由蒋介石一手策划、胡汉民参与并导演的“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宣告成立了，并正式宣布“定都南京”。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因蒋介石此时毕竟也已拥有了江苏﹑浙江﹑安徽﹑福建﹑上海﹑南京等大片地盘，而广东与广西因支持其“**”；所以，“武汉国民政府”对他也显得甚是无奈。
于是，“宁、汉”分裂，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因蒋介石的背叛而遭破坏、功亏一篑了。
如此一来，中国也就有了三个政府；北方有受张作霖控制的“北京政府”，南方则有以汪精卫为代表的“武汉国民政府”与掌握在蒋介石手中的“南京国民政府”，整个中国就又成了一盘乱局。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宁、汉”之间为“谁能代表正统？”喋喋不休地争论不断了。
而此时，创建过墨西哥**与印度侨民**、时任“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之一的罗易，奉共产国际之《命》前来中国担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团长”，并带来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于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作出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
罗易抵达武汉后不久，正好遇上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中国的国内政局发生了骤变，“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也更为错综复杂了。
为此，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一次‘代表大会’”，以听取“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的《指示》，并对时局进行分析研究。
于是，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中国**第五次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
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毛＊泽＊东、任弼时、**、邓中夏、张国焘、张太雷、李立三、李维汉、陈延年、彭湃、方志敏、恽代英、罗亦农、项英、董必武、陈潭秋、苏兆征、向警予、蔡畅、向忠发、罗章龙、贺昌、阮啸仙、王荷波、彭述之等八十多人，代表全国五万七千九百多名党员出席会议，“共产国际”代表罗易、鲍罗廷、维经斯基等人也出席了大会。
会上，先听取了罗易传达的“‘共产国际’所作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
该《决议案》批评了陈独秀在过去中央领导工作中犯了“忽略同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右倾错误，提出了“无产阶级应在革命中掌握领导权”。
然而，陈独秀却在其代表中＊共＊四届中执委向大会作的《政治与组织的报告》中竭力为自己进行辩护；强调“‘中山舰事件’中采取退却让步是正确的”，并坚持认为“无产阶级不应搞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只应进行经济斗争”等；而面对蒋介石的屠刀和急剧变化的时局，陈独秀既没能总结经验教训、也没有提出“挽救时局”的方针和政策，而是提出了“向西北去”的逃跑主义理论。
陈独秀的《报告》后，罗易作了题为《中国革命问题和无产阶级的作用》的讲话。
接着，大会对陈独秀的《报告》进行了讨论，瞿秋白、蔡和森、毛＊泽＊东、任弼时、恽代英等代表都发言“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了批评”。
会前，瞿秋白已将其撰写的《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一书在会上分发，该书“批判了陈独秀、彭述之等人在统一战线上犯的机会主义错误”。
毛＊泽＊东则批评了“陈独秀在‘对待农民’问题上的错误”，并主张“**要**领导和展开武装斗争”，特别是要“把农民组织和武装起来，迅速加强农民的斗争”。
蔡和森也发言指出：“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政党，它过去的弱点及现在的动摇，说明已不能再靠它来领导中国革命了；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只有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中国**担当起来。所以，应以坚定的无产阶级领导去制胜小资产阶级的动摇与犹疑，才能使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同时，竭力支持毛＊泽＊东＊关于“**要**领导和展开武装斗争”的主张。
虽然，鲍罗廷、谭平山等人都替陈独秀进行了辩护；但经过激烈的争论后，大会终于接受了“共产国际执委会”所作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并否定了“向西北去”的逃跑主义路线，陈独秀不得不承认自己的错误。
接着，大会又通过了《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案》、《土地问题决议案》、《职工运动决议案》、《组织问题决议案》、《对于**青年团工作决议案》等五个《决议》。
同时，选举产生了由陈独秀、蔡和森、李维汉、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李立三、周恩来等二十九人组成的“中＊共＊第五届中央委员会”和由毛＊泽＊东＊等十一人组成的“中＊共＊第五届中央监察委员会”。
而陈独秀仍进入了由其与张国焘、蔡和森等仨人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并继续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之职。
虽然，“中＊共＊五大”上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作了批判；但是，没有拿出纠正这些错误的具体办法；从而，使错误继续存在得不到彻底纠正。
且在新一届的中＊共＊中央机构中，陈独秀仍居于要职；所以，对于“无产阶级如何争取领导权？如何对待‘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如何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特别是如何建立党的革命武装？”等许多迫在眉睫的重大问题都没能得到切实可行的正确回答，致使此后一段时间内、党的工作仍显得无所适从。
而大会期间发表的《为“五一”节纪念告世界无产阶级书》、《为“五一”节纪念告中国民众书》及会后发表的《中国**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却都把蒋介石的叛变革命当作整个资产阶级叛变；从而，把民族资产阶级也当作了革命的对象，混淆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
同时，对汪精卫、唐生智等人抱有太大的幻想，并将领导与实现“土地革命”的希望都寄托在了他们身上；从而，对于他们“也可能叛变革命”的危险性缺乏应有的清醒认识和充分准备，再次陷入了“右倾机会主义”的泥淖。
中＊共＊召开“五大”之时，“武汉国民政府”却为“如何对待蒋介石的另立中央？”产生了分歧。
因为，东面的“闽、浙、苏、皖”诸省现已被蒋介石据有；而“四·一二政变”后，广东的李济琛、广西的黄绍竑、四川的刘湘与杨森等人却都跟着蒋介石起舞了，“武汉国民政府”对西、南诸省也失去了控制。而张作霖的“奉军”趁吴佩孚溃败之机进驻了河南，大有威逼武汉之势。
如此一来，“武汉国民政府”的管辖范围仅存湖北、湖南和江西三个省了，且处在了被包围的态势之中。
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武汉国民政府”觉得只有主动出击，才有希望打破被动局面；然而，“武汉国民政府”现有的财力与兵力，是难以同时与蒋介石和张作霖抗衡的；只能择其一作为突破口，方能险中求胜。
因此，该“向何方出兵？”遂在“武汉国民政府”内部产生了分歧。
唐生智、张发奎、朱培德等人认为，蒋介石背叛中央、屠杀工人，乃人神共愤，对其“讨伐”是名正言顺、师出有名；且“国民政府”已发出了对其《讨伐令》，当付诸实施。
而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在“北伐”时的不佳表现，又使大家觉得蒋介石的队伍“必是不堪一击，定可马到成功”；故而认为，“讨伐”蒋介石正当其时。
所以，仨人都主张“发兵‘征讨’蒋介石”。
然而，汪精卫与邓演达等人则另有考虑；他俩认为，蒋介石现在也打出“国民政府”旗号与“武汉国民政府”在争“正统”的名分；所以，有其一定的蒙蔽性，致使党内有的同仁还跟着他起舞了。特别是，广东的李济琛和“‘桂系’三杰”都倒向了蒋介石，这让蒋介石壮胆了许多，要想击垮他并非易事。
再说，蒋介石的“嫡系”在“湘、鄂”战场上表现得虽是窝囊；但是，何应钦在攻取“闽、浙、沪”时可是所向披靡有目共睹；蒋介石手上有着这支劲旅，也就不可太将其小觑了。
何况，蒋介石得了“沪、宁”后，非但财力充足了，还有“列强”给其撑腰；若是对其征讨，没有必胜把握，故尚须谨慎而为。
而如果出师“东征”讨伐蒋介石，张作霖的“奉军”必会乘虚而入攻打武汉；届时，武汉就要腹背受敌，这对“武汉国民政府”将是大不利。
所以，现在“尚不可急于对蒋介石用兵”。
就在“武汉国民政府”内部对于“该不该起兵征讨蒋介石？”产生分歧之时，李宗仁却派遣其参谋长王应榆前来武汉，向汪精卫等人提议：“‘宁、汉’双方均应承认既成事实，不可相互攻讦，更不该兵戎相见；双方现在应分道继续北伐，完成前总理中山先生的未竟事业；待会师北京后再坐下来会议协商，以和平解决党内的纠纷与矛盾。”并告诫：“若仍互不相让并兵戎相见，必为他人渔利。”
李宗仁之所以要派人下如此说帖，是因为时局忽又发生变化，迫使“南京国民政府”暂时放弃了“宁、汉”之争。
原来，“宁、汉”双方争持不下之时，孙传芳与张宗昌觉得有机可乘，遂率部卷土重来欲夺回“苏、皖”的失地。
不久，孙传芳率其残部反攻并占领扬州，对南京构成了威胁。
而张宗昌则派遣“直、鲁联军”的第七军军长许琨、第十四军军长孙殿英、第二军军长张敬尧、第十五军军长马济等率部入皖，一举夺回了蚌埠。
驻守蚌埠的“国民革命军”暂编第五师师长马祥斌败北后退入合肥，许琨与马济即又南下围攻合肥并夺取了合肥以南的许多城池。
而留驻于蚌埠的孙殿英，则派遣其部将第十二师师长袁家骥与张敬尧一起又袭取了皖西的亳州、阜阳、太和等地；如此一来，江北的大部又复归“直、鲁联军”占据了。
不过，马祥斌还是固守住了合肥；同时，频频向南京告急；因此，刚成立不久的“南京国民政府”也就不得安宁了。
蒋介石接到马祥斌的《告急》谍报后也焦虑万分了，不得不将“‘宁、汉’之争”暂时搁置，觉得应以消除来自北面的威胁并解合肥之围为要；于是，干脆决定“挥师过江、继续‘北伐’”了。
蒋介石此举，立即得到了李宗仁等人的一致“赞同”。
因为，李宗仁自从出任“安徽省政府主席”后，已将安徽视作了自己的地盘；“直、鲁联军”南侵入皖了，他岂能不急？为了自身的利益，李宗仁也得迎战；所以，蒋介石能“举兵再‘北伐’”，他当然“赞成”。
只是，李宗仁此时还有一种顾虑；因为，自从成立“南京国民政府”以后，蒋介石与“武汉国民政府”之间的矛盾更是不可调和、水火难容了，“宁、汉”之间大有一触即发、兵戎相见之势。
而若是真的一旦发生冲突，因安徽的地理位子夹在“宁、汉”之间，势必是首当其冲。在此情况下举兵“北伐”，若是武汉方面趁机而入侵扰皖境，受损的是他李宗仁，这可如何是好？
因此，李宗仁觉得，欲行“北伐”，须先化解了“宁、汉”之间的矛盾；至少得劝双方“搁置争执”，以免“宁、汉”之间相互攻伐而殃及自己。如此，方能消除自己的后顾之忧，可放心地“北伐”去迎战“奉军”。
因此，李宗仁遂特意遣使入鄂，向汪精卫以利害相说。
本来，因李宗仁支持蒋介石成立“南京国民政府”，“武汉国民政府”也对其不甚欢迎了。但因，此时的“武汉国民政府”的处境也不容乐观，汪精卫也不想与“南京国民政府”开战；他见李宗仁能主动出面来当“和事佬”，也就将成见搁置一旁了。
同时，听了王应榆转达的李宗仁之意后，汪精卫倒是觉得在理，也就打算接受。
因为，“举兵‘北伐’，打倒军阀，统一中国”乃是前总理孙中山先生的遗愿，也是党心、民心所向；在此非常之时，党心、民心确是可用。再说，“北伐”进至长江流域后，本应是大快人心之事；却谁知，因蒋介石的倒行逆施而受挫；而今，“北伐”的既定目标尚未实现，也不可半途而废。
而吴佩孚滚蛋后，尚存的“北洋军阀”张作霖、孙传芳之流也已穷途末路，不可给他们**的机会。
孙传芳丢了“闽、浙、沪、宁、皖”后，已元气大损难以恢复；张作霖的“奉军”虽是入豫替代了吴佩孚，并对武汉似是气势汹汹地构成了威胁；但其实，张作霖遭遇郭松林“滦州兵变”的沉重打击后，实力已大损至今尚未完全恢复；其入豫扩张之举，无非是虚张声势，实是外强中干，不必对其过虑。
何况，归附于“国民政府”了的冯玉祥已入豫西，对“奉军”进行了牵制，使其有首尾难顾之虞。可以想见，继续“北伐”后与冯玉祥会师河南，两军合力、南北夹击必能将“奉军”击溃。待将“奉军”驱逐出豫，解除了北面的威胁后，再回过头来对付蒋介石也不迟。
为此，汪精卫接受了李宗仁的建议，并竭力说服了唐生智、张发奎等人，终于也决定“继续‘北伐’”了。
而李宗仁派王应榆游说汪精卫之时，自己则亲赴湖口去与朱培德会晤，也劝其“勿东进”。
朱培德只是“对于蒋介石不该‘另立中央’”抱怨了一番，对于李宗仁的劝说倒是接受了；于是，李宗仁与朱培德之间达成了默契，双方缓和关系、互不攻伐。
李宗仁见自己的游说均已生效，这才觉得“可以放心地去迎战‘直、鲁联军’”了。
就这样，经李宗仁调解，“武汉国民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出于各自的盘算，都愿意“暂时搁置争议”了；且又同时举起了“北伐”的旗帜，分头去对付“北洋军阀”张作霖与孙传芳。
其实，还在“北伐军”底定长江下游诸省时，“武汉国民政府”就已决定要“继续北上，讨伐张作霖”。
为此，“‘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曾于四月五日，将准备投入“第二期北伐”的部队重新进行了组编。
拟定将已进驻长江“中、下”流各省中的原“东、中、西”各路军编为“第一集团军”，由蒋介石《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而将尚在西北的“国民联军”编为“第二集团军”，由冯玉祥《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
尔后，蒋介石又将“第一集团军”分例为五个方面军。
原“东路军”编为“第一集团军”第一方面军，由何应钦《任》总指挥；原“中路军”的“江右军”编为“第一集团军”第二方面军，由程潜《任》总指挥；原“东路军”的“江左军”编为“第一集团军”第三方面军，由李宗仁《任》总指挥；原“西路军”编为“第一集团军”第四方面军，由唐生智《任》总指挥；原“总预备队”的第三军编为“第一集团军”第五方面军，由朱培德《任》总指挥。
然因，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武汉国民政府”下《令》“免除了蒋介石的本兼各职”，并名义上将“第一集团军”所辖的四个方面军及“总预备队”都收归了“‘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直辖。
但事实上，何应钦的第一方面军只听蒋介石的；而李宗仁的第三方面军虽看似自成一体，但受《命》于蒋介石进驻安徽后，实际上也是随了蒋介石，不再听《命》于武汉国民政府。
而程潜虽已离宁、来鄂了，但因其第六军尚在重组、还未成军，至今仍只挂了个第二方面军总指挥的虚衔；故而，一时难以大用。
所以，眼下能听《命》于“武汉国民政府”且有实力的，只有唐生智的第四方面军与朱培德的第五方面军。
于是，“武汉国民政府”以第四方面军为主力继续“北”，并《任命》唐生智为“‘北伐’总指挥”。
此前，唐生智已将第八军扩编成了三个军。
李品仙的第三师扩编后仍保留第八军的番号，唐生智兼《任》军长，李品仙《任》副军长；何键的第二师与叶琪的第一师合编为第三十五军，何键《任》军长，叶琪《任》副军长；刘兴的第四师与周斓的教导师合编为第三十六军，刘兴《任》军长，周斓《任》副军长。
决定再举“北伐”后，因唐生智要随军亲征；故而，特《命》李品仙兼《任》“武汉卫戍司令”留守武汉，又《命》已升《任》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师长叶挺率部“协守武汉”。
同时，唐生智将第四方面军编为了三个纵队。
第一纵队由张!v“]%uyRk发奎的第四军、第十一军和贺龙的**第十五师组成，张!v“]%uyRk发奎《任》纵队司令；第二纵队由刘兴的第三十六军和叶琪所率的第三十五军大部组成，刘兴《任》纵队司令；第三纵队由已在豫的魏益三的第三十军和樊钟秀的第十二军组成，魏益三《任》纵队司令；而唐生智自己则率第八军殿后，以策应各路。
且为防不测，唐生智又《命》何键亲率第三十五军中的一部驻于汉口，以对安徽方面警戒；《命》夏斗寅的**第十四师留守鄂西的宜昌，以对四川方面警戒。
而因原驻于湖南的第三十五军全被抽调，仅有周斓率第三十六军的一部尚驻防在湘西北的常德，湖南其他地方的防御未免显得有些不足了。
于是，又将第二军的第五师、教导师及新编第三十九师合编成“第十三军”，由原第二军教导师师长陈嘉祐《任》第十三军军长，《命》其留守湘南，以对广东、贵州方面警戒。
同时，将金汉鼎的**第十六师扩编成军，重新启用已被撤除了的“第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