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笔趣阁 > 勒胡马 > 《勒胡马》第十五章、勋将录
    听了那个不知名的学生所言,裴该自然大不以为然。

    对于儒学到魏晋以后逐渐掺杂老庄,甚至佛教内容,一变而成为玄学,他本人也是相当反感的。不过究其根由,裴该倒并非反对老庄——至于佛理,基本上一无所知,也无从反对起——道家作为一门古代哲学,自有其可取之处,但玄学光捡了其中的思辨手法,用来粉饰自身的无能和逃避浑浊乱世,却实在于国于民,没有什么益处啊。

    只是这个学生彻底颠倒了因果,乃因为曹魏以来的高压政治,再加司马家诸王造乱,才把大票胆怯士人逼去了谈空论玄的道路,从而恶性循环,使得国家更为衰弱。倘若朝政清明,天下安定,世家子弟忙不迭地要去争权夺利,谁会想到避世?谁会从老庄哲学甚至于佛学中去寻求心灵寄托啊?

    至于自己在关中变制,确实“不依先贤之教,不从祖宗成法”,但祖宗哪有什么一成不变之法!时移世易,变法宜矣,孔子虽尊周礼,而自汉武崇儒以来,历朝历代都不过打着周礼的幌子,自搞一套罢了——即便口口声声“复古”的王莽,所行亦非周政。

    不过有一点这学生倒是并未说错,自己脑袋里压根儿就没有“祭祀”二字,顶多逢年过节,跟家里祭祭祖罢了——要是身边儿没有姑母裴氏,或者妻子荀氏,事先提醒,估计连祭祖都能给省了。

    终究后世的很多中国家庭,已经不重祭祀,最多清明节去上趟坟而已。但裴秀葬在闻喜,裴頠之坟在洛阳郊外,裴嵩甚至不知道埋骨何方,则裴该身处长安,又要去哪儿上坟哪?他大司马难道能够擅离职守,跑洛阳一趟就专为扫墓?

    哦,也对,此前既入河东,便当去闻喜裴柏下祭扫,既归洛阳,也该去瞧瞧裴頠的坟墓,这倒是我疏忽了。

    终究儒家最讲礼——倒未必讲理——则身为国家重臣,倘若被人认为自己无礼,可是会失去士人拥戴的呀,裴该终究并不是光靠着广大农民群众去打的天下。

    于是不等董老先生回答那学生的问题,他便痰咳一声,迈步而入。室内二人闻声,一起转首望向门边,随即那学生的脸就绿了……裴该虽然为了骑马方便,未着官服,只是戎服小冠,但金印紫绶是挂在腰上的,则如今长安城内,能佩紫绶者,又有几人?

    董景道原本坐着,想要离席而起,却被裴该伸手朝下一按,给阻止了:“董校长不必多礼。”正好他腿脚不便——已不复昔日亲执耒耜,躬耕种菜之能了——便只欠身而一长揖。那名学生原本站着,则依礼跪拜,伏首手背,说:“草民拜见大司马。”

    裴该示意他起来,问道:“汝是哪里人,何姓何名?”

    “陈留范宣。”

    裴该略略一回忆,脑子里貌似对这名字没啥印象,便道:“董校长曾云有学生远自陈留而来,品学兼优,所言便是卿么?”

    董景道点点头,那范宣却说:“宣原本便行旅关中,为向文博先生请益,听闻先生已入长安学校,担任校长,这才报名就学——并非闻讯才从陈留赶来的。”

    裴该表示嘉勉地笑笑:“千里求学,足见诚心。但不知卿求学所为者何,学成之后,又有何意愿哪?”

    范宣始终笼袖拱手,略躬着腰,半垂着头,仪态颇为恭敬,听问便答:“先贤之经、圣人之教,明天地之大道、人心之所欲,岂可不学?其学无涯,即夕死亦可朝闻道,哪有什么学成之后呢?宣唯愿继踵圣人之步伐,深究学理,而并无晋身之望。”我学习的目的只是明理,不是为了做官啥的。

    裴该笑笑:“闻卿适才所言,略识其理,但只见其一而不见其二。老庄之学,汉高、吕后,乃至文景皆用,汉未见衰也,可见其于治国,未必无用。唯今之人假谈玄理,或以为无为而真能无不为,或欲因无用而保全其身,本无治国平天下之念,则即便口诵皆圣人之教,也必然是一般的虚妄。

    “孔子不避世,周游列国;孟子不避世,说于齐、宋;荀子不避世,议兵于赵。则今之人诚能谋国而不惜身,即如诸贤终不能久仕,不能致某君尧舜,国家亦未必如此也。

    “至于卿所云从祖宗成法,岂不闻荀子‘法后王’之言乎?再如祭祀,祭在国家,某任行台,又岂敢擅专啊?”

    裴该本来是想好好跟这学生说道说道的,但一则他对自己的口才信心不足……

    真要道黑为白,甚至指鹿为马,其实简单,他在羯营之时,议论便不输张宾,遑论程、徐。但问题是相关士人已经成型的三观,相关儒学,就不是那么好跟人辩论的了,因为儒学其实重经验而轻逻辑,你即便能逞口舌把别人辩得哑口无言,人不信服照样不信服。王夷甫岂非善辩者乎?“信口雌黄”之讥流传千载。

    裴该就施政之道,还在徐州的时候就跟卞壸辩论过,入长安又与梁芬、荀崧等人多次交锋,那些还都是合作者,且更关注具体事务,尚且说不通,更何况跟一名年轻士人隔空放炮呢?有那精神头和唾沫星子,还不如去“灌输”麾下兵将,一张白纸,更方便描画。

    二则,既然这范宣只是一心钻研学问,并没有为官治国的欲望,那裴该又何必在他身上浪费口舌?

    于是随便说了几句,便一摆手,命范宣退下了。范宣既去,董景道就说了:“此子天资聪敏,好学不倦,入学时便已通晓四经,尤精三礼,其实我本意要招之做先生的。但其坚决不肯,要从我学经……本待期以一年,便举荐给大司马,然观其志,却不欲为官,可惜啊……”

    那边范宣才出去,便见有数名同学敛袂而来,远远地朝他行礼——范宣既通多经,就时常有同学前来请益,他无不耐心讲解,且在很多学生看来,范生之见,比不少先生还要强……因而普遍对他都很敬重。

    范宣还了一礼,便问:“君等是来寻校长的么?可稍待,大司马方入,正在与董校长相谈也。”

    学生们闻言,都不禁吃了一惊,随即其中几个双眼一亮,急忙压低声音问道:“宣子可曾拜谒了大司马?所见大司马,何如人也?”

    范宣皱着眉头,细细一想,最终只回答了四个字:“文质彬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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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司马三军诸将士,陆续将籍贯迁至关中——此事原本简单,反正这年月的户籍统计也很粗疏,且经丧乱,到处都是一笔糊涂账——当然人各有志,也有少部分并不肯从。

    不愿意的多为中下层将士,或者安土重迁,或者挂念亲族和祖宗坟墓,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并没有新建进而光大家门的想法,既然如此,那又何必改籍啊?

    高层将领当中,则只有两人不肯,一个是陶侃,已经当面跟大司马解释过了,还有一个,则是时在河东的甄随。甄随接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拧着眉头想了一会儿,就问传信人:“各军、旅之帅、佐,好几十人,都从了大都督所命,愿意迁籍么?”听对方说唯陶士行不肯,甄随就舒了一口气,说:“既然如此,也请回报大都督,感其好意,但甄某无此意愿。”

    随即笑笑,解释说:“我是蛮子,还想要杀回武陵,衣锦还乡去的,又何必要改籍北方呢?”

    迁籍工作大致完成之后,裴该即遵守承诺,任命书记胡飞编纂《勋将录》

    胡飞字子云,安定人氏,身得五短身材,相貌丑陋,但笔头甚为便给,尤擅作诗。裴该目前有近二十人的文书班子,首席自然是郭璞郭景纯,但郭璞的文才固为一时冠冕,所有上奏,以及大部分文令,皆出其手,但他管理庶务的能力却只是中平罢了。因而裴该颇有以貌似显得更精明些的胡飞执掌秘书诸事的意思,目前还在考察期。

    《勋将录》编纂起来,自然比《姓氏志》要简单得多,根本不用董景道之类大儒出手,一后生足矣。因为与世家散布天下不同,所列诸将,全在大司马军中,于其家世,多数只要叫过来问问情况就成,即便远戍在外的,其个人和家庭状况,也有很多渠道可以清楚打探;至于事迹就更容易,历年来战报、奖状,抽出来照抄就行了。

    尤其《姓氏志》务求精准,倘若就某家族源流、长辈官箴记录有讹,难免贻笑大方;《勋将录》则可肆意吹嘘,理论上不会有谁会特意跳出来揪错。

    因而胡子云忙活了半个月,也就把这部书给编成了,上呈裴该观览,大致无错,便命开版印制。书中先花四千多字详述了裴该自从击楫渡江、徐州成军以来,在军事上的丰功伟绩,其后便开列有功之将——不过是依从《姓氏志》的体例,以家族来统计的。

    第一家自然是鄱阳郡枭阳县的陶氏,一句话先介绍了陶侃之父、吴将陶丹,然后简述陶士行渡江前的战绩,再详述其跟从大司马之后的建树;后列陶瞻,及其辅周访、定汉中之功。

    列第二名的,则是平阳郡平阳县的郭氏;第三是冯翊郡大荔县的刘氏,其先刘某、刘某,务农而已,传至刘央(即刘夜堂,诸将为重身份,都请裴该为其起字,刘夜堂干脆即以本名为字,请裴该给他起了大号为“央”),初为骠骑大将军祖逖舍人(其实是部曲),旋从大司马,建号“厉风营”……

    第四为天门充县的甄氏;第五是京兆蓝田的陆氏(陆和);第六为河东闻喜裴氏——其实就是裴度、裴寂二人,皆为军司马。

    还有一位军司马胡焱,乃安定胡氏子弟,雅不愿名入《勋将录》,终也不便强人所难。

    接下去分别是:武威姑臧北宫(北宫纯)、始平蒯城陆(陆衍)、北地富平王(王泽、王堂)、谯郡谯县文(文朗终究还是不肯摘文俶之孙的帽子)、扶风雍县谢(谢风)、京兆灞上高(高乐)、武威宣威罗(罗尧)、天水成纪李(李义虽出大族,也请求列名《勋将录》,但籍贯不变)、扶风池阳董(董彪)、始平鄠县熊(熊悌之)、新平漆县莫(莫怀忠)……

    接下去则是东莱掖县苏(苏峻既在青州,也暂无改籍之意)、冯翊夏阳周(周晋)、平阳襄陵刘(刘光),以及南安赤亭姚(姚弋仲),等等,基本上中尉以上,曩而括之,总计一百二十三家。

    凡入书之将吏,人手发一册书,多数拱若珍宝,直接把书包裹整齐了,跟祖宗牌位摆在一起。而且诸将私下商议,都说《姓氏志》才开列一百家世族,咱们这《勋将录》竟还多了二十三家,真是光彩啊……只是,为什么瞧着这书虽比《百家姓》为厚,却比《姓氏志》要薄些呢?

    估计只有陶士行,压根儿就没把这书当一回事儿,随手掷入书箧,都懒得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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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裴该既取平阳,思得良吏守之,乃因陶侃、卫展等人的推荐,自洛阳召来越骑校尉刘璠,任之为平阳太守。

    刘璠是沛国相县人,其父刘弘,本乃武帝司马炎的少时好友,长成后又受张华器重,先守牧幽州,复转任荆州,曾经击斩张昌、悍拒陈敏,于惠帝永兴三年拜为车骑将军,旋即去世。作为能在《晋书》中与陶侃并传的名将,裴该自然也久闻其名。

    不过其子刘璠的名气就要弱得多了,虽曾一度得到司马越的赏识,又继承乃父新城郡公之爵,却只做到两千石的顺阳内史和越骑校尉而已。永嘉之乱,刘璠逃出洛阳城,四处辗转,最终抵达关中,却不为索綝等人所用,一直投闲置散。等到司马邺还洛,刘璠也随之而徙,却仍不得朝廷重用,越骑校尉的空头衔一直挂了十好几年,都没能更进一步。

    卫展曾任南阳太守,是刘弘的下属;陶侃则曾随刘弘讨陈敏,因为他跟陈敏既是同郡,又同岁举吏,乃遭到普遍的怀疑和攻讦,唯刘弘不疑,反任陶士行为前锋督护。故此二人皆德刘弘,便向裴该举荐其子刘璠。

    刘璠既受命履任,裴该便使王泽暂署平阳、河东二郡军事,而命甄随返归长安述职——姚弋仲仍统军于平阳城内,辅佐刘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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