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说了这么多，大家可能对此还是有些不了解，所以作者菌可以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
这个例子就是永胜高氏土司改土归流的历史，首先说明，永胜高氏世守土司在永胜的统治历宋，元，明，清四个王朝，简而言之，就是在永胜的统治时间长达800余年。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永胜高土司的历史，就是中国土司制度变迁的一个缩影。
而永胜的话，在今云南省西北部，傍金沙江东北岸，东接华坪，南邻大理，西接丽江，鹤庆，北连宁蒗。
早在西汉武帝元鼎六年元前111年，永胜县为遂久县地，属越离郡。
蜀汉建兴三年元225年，改属云南郡。
到了两宋时设善巨郡，属大理。
元至元十七年1280年称北胜州“元兵自北南来，进攻大理，首捷此土，故名北胜。”
元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升为北胜府。
明洪武十七年1384年，降府为州，置北胜州流官知州，授高策土知州职，管辖夷民。
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置澜沧卫军民指挥使司。
正统六年1441年，升北胜为直隶州，属云南省布政使司。
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改北胜直隶州为永北府。
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降府为永北直隶厅。
此后民国2年1913年，再降为永北县。
民国22年1933年，更名为永胜，并沿用至今。
对于高氏土司的祖籍的话，目前争议颇多，像是滇西永胜高氏历代宗谱图册的考据为。
1据高氏鹤庆谱载“氏始祖高光，自汉武元封元年忪元前110年征西南夷，为中郎将，封护大将军。
又据“故世守鹤郡知府高候行状墓碑志”公元14031443年载“暨高光，汉武帝以为长沙御史，获宠，随帝开西南郡县，逐留守而世宦之。”
2永胜，前姚安谱载“考入滇之祖，自定公始，夫定公自蜀汉随武候征南公元225年留滇。”
3根据1720年高氏族谱，宗枝图载，高氏始祖为高翔蜀汉时，随武候公元225年南征，为督前部右将军。
进行了一番考证后，滇西永胜高氏历代宗谱图册认为
1高氏祖籍为江西吉安府卢陵县今吉安县井岗村人。
2“高翔是诸葛亮部将，战功显着，故封为益州太守可信度高，为我高氏始祖较可信。”
于高氏始祖，三迤散记根据不同的族谱记载，也列出了三种不同的可能
即姚郡世守高氏源和楚雄高氏族谱中的高定，一宗枝图中的高翔和鹤庆高氏族谱中的高光。
华阳国志关于高定的记载是“先主薨后，越叟帅高定元，杀郡将军焦璜，举郡称王以叛。”
三国志的记载是“益州郡有大姓雍阎反，流太守张裔于吴，据郡不宾，越夷王高定亦背叛。”
目资治通鉴记载是“永昌功曹吕凯，府丞王伉率吏士闭境拒守，闽不能进，使郡人孟获诱扇诸夷，诸夷皆从之;群柯太守朱褒，越祷夷王高定皆叛应阁。”
旧“汉诸葛亮至南中，所在战捷，亮由越巍人，斩雍阎及高定。”
由此，从上述记载推断，华阳国志中的高定元，应该就是三国志和资治通鉴中所载的高定。
而据楚雄高氏族谱载“高定生于江西卢陵井岗乡，盂获为乱，随武侯南征，封为益州守。
滇西永胜高氏历代宗谱图册关于高定的记述也与此同。
也就是说史书和族谱所载的高定是相反的，一个是因叛乱被杀，一个是南征有功。
高翔在华阳国志中的记载是“颖川袁淋，南郡高翔至大将军，淋征西将军。”
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的注中记载“亮使魏延，高翔，吴班赴拒，大破之。”
三国志蜀书刘彭廖李刘魏杨传裴松之的注中记载“辄与行中军师车骑将军都乡侯臣刘琰，督前部右将军玄乡侯臣高翔。”
由上述记载可知高翔确为蜀国将领，而据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的注中记载“南中平，皆即其渠率而用之或以谏亮，亮日若留外人，则当留兵，兵留则无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伤破，父兄死丧，留外人而无兵者，必成祸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废杀之罪，自嫌衅重，若留外人，终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运粮，而纲纪粗定，夷，汉粗安故耳。”
由此推断，诸葛亮并没有在云南留兵，更不用说留将领了。
至于高光，从不同的族谱和史料记载来看，高光汉武元封年间人与高定和高翔蜀汉年间人相距三百余年。
而晋书中记载的“高光，字宣茂，陈留圉城人，魏太尉柔之子也，元康中，拜尚书，典三公曹。”
从时间上来说也与之不符。
方国喻认为，“惟其一世祖为高光，则附会显宦为其先祖不可信也。”
综上论述，因此许多学者认为高氏始祖为高定更具可信度。
如果史书所载高定和族谱所载高定确为一人，那么一个合理的推断如三迤散记所言高定被杀后，其中的部分后人逃到今天的永胜一带，因高氏子孙为夷王后裔，在当地少数民族中有一定影响，后来发展成了当地的一个土酋。
后来大理国时期的高方即为高定后裔，明自段氏据大理以后，永胜高氏土司的历史就比较清楚了。
据元史载“蒙氏终，段氏时，高智升使其孙高大惠镇此郡后隶大理，元宪宗三年，其酋高俊内附。”
到了明洪武十四年，高策率众内附，明洪武十七年，改府为州，设流官，仍袭土知州，继以功加府同知职，四品服色清顺治十六年，大师监滇，高氏投诚，仍准世袭土知州。
光绪二十五年，高长钦承袭，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二月，朝廷“以暴戾恣睢，革云南北胜土知州高长钦职。”
在“改土归流“中的高氏土司的话，因为前面已经说过了，土司制度是中国封建统治者对少数民族的一种特殊的政治统治方式。
通常都认为这种制度始创于元代，完成于明代，清因袭沿用。
土司势力，在明代中期以前是最强盛的时期，在明代中期以后渐次减弱。
元，明，清的土司制度，施行区域不限于西南，但以西南各省为重点实施区。
西南有土司区不限于云南，但以云南境内所设置的土职最多，职官种类也最完备。
封建统治者建立土司制度，其目的是通过暂时的羁縻来达到改土归流封建大一统的目的。
这在明统治者已经不讳言的承认对西南少数民族的总方针是“以夷制夷”，“以夷攻夷。”
也正因为如此，在明代初年虽大量设土官，往后只要有机可乘，条件稍具，便毫不迟疑的改流。
改流方式大致有因绝嗣而改流，降等袭职而改流，乘其内阴而改流，乘其外患而改流，乘土司离开本境而试置流官，乘土官有罪而改流，借端诬陷以罪而执之以“法。”
虽然这样多方策谋，但终明之世，并未达到封建统治者全境改流的目的。
内域区十四土府中有七府改流，羁縻区则除个别长官司外，几乎全未改流。
“清代改土归流，历朝皆有，而其初期以雍正朝最足注意因雍正以前之改流均系偶然举动，雍正及其以后之改流，则已为对土司之固定策略矣。”
雍正四年1726年，清王朝进行全国性的大规模的改土归流。
清廷委任鄂尔泰为云，贵，广西三省总督，负责改土归流事宜。
鄂尔泰采取招抚和镇压两手，用了五，六年时间，至雍正九年1731年基本上完成了三省的改土归流。
清王朝对不同地区和不同表现土司的改土归流采取了不同的策略。
对云南土司，清史稿卷五百十二载雍正时改土归流，鄂尔泰提出以澜沧江为界，“江外宜土不宜流，江内宜流不宜土。”
阎如上所述，自明初以来，朝廷对土司的改土归流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高氏土司历经宋，元，明，清四个王朝而不倒至清未才被彻底改土归流，其中的原因许多学者认为可总结为三句话即择胜者而“归”，尽全力“请袭”，奉征调而战。
封建王朝对于西南边远少数民族的态度是，“为顾顺民性，则奇风异俗化外之民，不必以礼教制之，为省民力，则蛮荒鄙野瘴疠之区，又何必施以内地之治”
对于土司，“盖就土民之习惯以为法，非中央政府所颁行之律例也土司既为土民之长官，生杀予夺，皆可任意为之有言土司杀人不请旨，亲死不丁忧。”
是以，土司实际上是所统治区域的“土皇帝“，拥有极大的权力。
也正因为如此，土司一般并不在意“天朝“的皇帝是谁，他们只在意如何保住自己的土司职位。
这养成了很多土司像墙头草，随机应变，随波逐流的行事风格。
这种情形在高氏土司家族身上表现得非常明显。
如，元朝忽必烈来了，高土司“势屈迎降”。明朝傅友德来了“率众内附”，清兵来了也“归顺。”
如土知州高斗光，明末崇祯时袭职，清兵来滇，即“差目赴省投诚”。
以后，吴三桂反清，在北胜设茶马关，又与之勾结。
至康熙十九年1680年，清兵攻至四川，又差亲舍赴四川投诚。
康熙二十年16年，又专差亲舍军前投诚。
此择胜者而“归”，从而躲过了各次王朝更迭中的危机。
除了王朝更迭中存在的可能“站错位置”的危险，土司在袭职时也会存在很大的风险。
如前所述，从明代开始，为了“防止冒袭及因承袭人不明而起争端，故规定土官须先将应袭之人呈报。
并于呈请袭职之际，取得上司印，然而在土司袭职时，“取得上司印结”这个环节成了一个瓶颈，土司们深受各级流官种种刁难和敲诈。
特别是布政使下属吏员杂役，为了给上司效劳，勾结内外人役，欺骗讹诈，从中渔利，使原是重价的袭职费，再加数倍，以至数十倍。
如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土司高世昌请袭，卖了庄园5处，得银1000两，才领到委状。
光绪十六年1890年，高氏又因无力袭职，请求西门韩姓，当官认银4000余两。
在如此高昂的“请袭费“面前，高氏土司采取的办法是“不择手段”地保住土司的头衔。
这也是高氏土司能够持续800多年的原因之一。
当然，在高氏土司承袭的过程中，也出现过内阴的危机，如据明史载，“北胜州土同知高世懋死，异母弟世昌袭其族侄兰妄称世昌奸生，讼之官，不听世昌惧逼，走丽江避之寻还至澜沧，宿客舍，兰围而纵火，杀其家七十余人，发其祖父墓，自称钦授把总，大掠丽江知府木增请讨之，谓法纪弁髦，尾大不掉，不治将有隐忧上官嘉其义，调增率其部进剿，获兰枭之。”
作为朝廷“以夷制夷”的工具，高氏一直“忠心耿耿”地贯彻着这一原则。
从高斌祥以来，参加过朝廷调遣征战和平剿暴乱的土司历朝都有。
比如明高昶率部攻克平麓川，立功升职;高聪在嘉靖三年1524年以杀贼功，叠经巡抚，御史奖赏;高嵛五次奉调出兵;高德克平赤石岩等处夷乱;高承祖奉调征讨腾冲等地有功，获“报国忠贞。
高世懋四次征讨蒙化，武定和腾冲等地，立功受赏;高世昌天启二年领兵攻打米郎，必善等寨，擒贼首。
道光以前，“世际承平，士习于庠，农安于野，二百余年，军旅之事未之闻也。
道光以后，高氏土司所辖地界暴乱不断，道光年间，唐贵起义，高善因“办理不利”被朝廷所杀;光绪年间的高长祜和高履坤都死于当地少数民族的战乱。
可见，高氏土司的地位之所以得到保全，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们很好地“践行”了朝廷“以夷制夷”的策略。
至于高氏土司的衰落的话，在明初以前，中央政权还没有对土司进行改土归流。
也就在这个时期，高氏土司达到了鼎盛时期。
后来，高斌祥受朝廷调遣击败明玉珍，生擒反叛的缅甸王立功，由北胜府知府，授中顺大夫四品，功升云南中书省右丞，授资善大夫二品。
也是因此，高斌祥的势力达到了高氏土司的顶点，之后，随着明朝廷的改土归流，高氏土司开始走下坡路。
对于改土归流，明代官吏多持“宜仍土官以顺其情”之策。
比如王守仁议广西思恩土酋叛乱时，曾反对设置流官。
他的理由是“思恩未设流官，土酋岁出兵三千，听官征调”，设流官后，朝廷反需“遣兵数千防戍，是流官之设，无益可知。”
即使是这样，明朝“改土归流”，“土流兼治”的策略还是没有改变。
明洪武十七年，朝廷开始在永胜设流官知州，推行“土流兼治。”